《赎梦》这部电影最恐怖的( de)地方在于，主角们从梦中( zhōng)醒来之后真实的世界，也( yě)许才是永恒的、无法摆脱( tuō)的噩梦。

导演张家辉出生( shēng)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。“早年父( fù)母离异，随母亲长大，家境( jìng)贫苦。”张家辉童年的生活( huó)，也许不似电影中的文思( sī)豪那样艰难，但他年少时( shí)的目光必然也接触过香( xiāng)港社会底层的贫困与辛( xīn)酸。与他的成长相伴的是( shì)香港经济的起飞。自20世纪( jì)60年代中期到1990年，香港实质( zhì)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( zhǎng)率保持在约7%——9%之间，跻身“亚( yà)洲四小龙”之列。经济奇迹( jì)的发生，得益于香港实施( shī)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——极( jí)度开放的市场，低税收，小( xiǎo)政府，资本高度自由化。高( gāo)度自由的制度，再叠加自( zì)1983年起实施的联系汇率制( zhì)度、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框( kuāng)架、普通法体系、中英双语( yǔ)的营商环境等因素，令香( xiāng)港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( zhōu)金融中心。

然而已经跻身( shēn)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( de)香港，并未建立起与其经( jīng)济成就相匹配的福利制( zhì)度。学界普遍将香港定位( wèi)为以家庭自助与非政府( fǔ)机构承办为基础、政府提( tí)供有限现金援助+公共服( fú)务的“自由主义/残余型”福( fú)利体制。香港的福利体系( xì)虽然在70–80 年代随经济扩张( zhāng)而逐步加码，然而受政府( fǔ)的低税收和低公共支出( chū)所限，对于个人生活的支( zhī)持也相当有限。社会福利( lì)不足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( duàn)扩大，政府收入严重依赖( lài)“土地财政”导致房价和居( jū)民的生活成本高企。

香港( gǎng)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( xià)形成了崇尚拼搏奋斗的( de)“狮子山精神”。经济的增长( zhǎng)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，普( pǔ)通人也有机会通过自身( shēn)的奋斗改变命运——在《赎梦( mèng)》的设定中，沈卓仁和骆达( dá)志这对老友就读的学校( xiào)“陈树渠纪念中学”是位于( yú)深水埗区的非精英学校( xiào)，他们一个成长为明星股( gǔ)票经纪，一个成长为连锁( suǒ)餐厅老板；而出身贫寒的( de)文思豪读书成绩优异，成( chéng)长为受尊敬的精神科医( yī)生。但“狮子山精神”背后隐( yǐn)藏的是福利和社会支持( chí)的缺失。因为福利不足，港( gǎng)人被迫依赖自身奋斗，以( yǐ)咬紧牙关顽强拼搏回应( yīng)畸形的社会结构。在经济( jì)水涨船高的年代，个人的( de)奋斗多少能带来一些回( huí)报；然而一旦遭遇经济危( wēi)机，经济发展放缓乃至于( yú)停滞，金融泡沫破裂，顷刻( kè)之间便足以令千万人坠( zhuì)入深渊。

张家辉曾提起《赎( shú)梦》中沈卓仁夫妇与骆达( dá)志的设定，源自他在金融( róng)风暴期间的见闻——每隔两( liǎng)三天便有人以各种方式( shì)弃世，其中也不乏带着全( quán)家一起“上路”者。张家辉目( mù)睹这些惨案，深受触动，金( jīn)融风暴因而成为笼罩在( zài)整部《赎梦》上的阴影。梦是( shì)现实感受的延续。在《赎梦( mèng)》中，张家辉也许只是客观( guān)地呈现了他对于整个香( xiāng)港社会和金融风暴的真( zhēn)实感受，其中的人物设定( dìng)和情节设置在主观上并( bìng)非是为了反思和批判香( xiāng)港的社会制度，但就呈现( xiàn)的效果而言，《赎梦》却是近( jìn)期香港电影中反思资本( běn)主义异化现象难得的样( yàng)本。

“异化”这一概念，源于马( mǎ)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( shǒu)稿》提出的“劳动异化”，指在( zài)资本主义条件下，劳动者( zhě)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属( shǔ)于自己、劳动过程不再是( shì)自我实现和自由创造的( de)过程、人与人的关系被物( wù)化成为商品和物的关系( xì)。在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社( shè)会，这种异化还表现为工( gōng)作工具化、消费符号化、人( rén)际关系物化、心理健康危( wēi)机以及数字化规训等。《赎( shú)梦》的主要人物身上都集( jí)中体现了人在高度发达( dá)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( yì)化。沈卓仁作为股票经纪( jì)人，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( xià)，将他人的信任与财富异( yì)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，最( zuì)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这( zhè)揭示了人际关系被彻底( dǐ)物化，连最基本的友情也( yě)转化为赤裸裸的交换关( guān)系。而文思豪的创伤则展( zhǎn)现了劳动过程与人的本( běn)质的异化。他童年承受家( jiā)庭暴力、母亲的死亡。在社( shè)会支持缺失的情况下成( chéng)长后即使成为精神科医( yī)生，也不断以越界介入病( bìng)人生活的方式行医，企图( tú)在他人的痛苦中寻求自( zì)我救赎。在行业的高度竞( jìng)争和医疗管理的制度压( yā)力下，个体的专业劳动已( yǐ)失去自由与尊严，反而成( chéng)为内心创伤的投射。文医( yī)生本应通过医疗实践实( shí)现“类本质”，却因社会结构( gòu)性压迫而深陷自我异化( huà)与道德困境。

张家辉看到( dào)了香港社会中的人在物( wù)质和精神上遭受的痛苦( kǔ)与折磨，同情他们的处境( jìng)，这展现了他对于社会和( hé)时代的高度敏感，以及对( duì)他人的高度共情。这对于( yú)文艺创作而言，是十分可( kě)贵的品质。遗憾的是，他只( zhǐ)看到了“表”，却未能以刻画( huà)梦境的犀利技巧去直指( zhǐ)痛苦真正的源头。他简单( dān)地为噩梦的源头设置了( le)“道德滑坡”的个人根源，最( zuì)终以个体在道德上的自( zì)我救赎来逃离“噩梦”。他本( běn)人身为香港人通过个人( rén)奋斗成功的典范，最终没( méi)有能逃脱“狮子山精神”的( de)主流意识，仿佛只要一个( gè)人遵纪守法，光明磊落，勇( yǒng)敢承担自己的所作所为( wèi)，便可以远离噩梦，幸福快( kuài)乐。但现实并非如此。在典( diǎn)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( huì)，人所面对的困境是结构( gòu)性的。没有社会的变革，困( kùn)境中的人仍旧得不到拯( zhěng)救，危机仍会发生；下一场( chǎng)危机发生的时候，仍旧不( bù)知有多少人会在现实中( zhōng)清醒地坠落。

尽管如此，《赎( shú)梦》虽然最终没有提出制( zhì)度性解决方案，但在电影( yǐng)的艺术语境中，将出路寄( jì)托于个体的道德反思的( de)策略仍旧提供了一种抵( dǐ)抗异化的可能性：在无法( fǎ)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，个( gè)体唯有直面罪恶与责任( rèn)，才有可能找回主体性。这( zhè)种“道德对抗异化”的策略( lüè)虽有限，却为观众留下了( le)自我反思的空间。它提醒( xǐng)我们：在资本逻辑主导的( de)社会中，人是否仍能守住( zhù)最基本的伦理与责任？这( zhè)一追问，使《赎梦》超越了一( yī)般惊悚片的娱乐价值，成( chéng)为一部值得深思的社会( huì)寓言。